长江下游的文化在历史长河更迭,逐渐积淀成

白癜风介绍 http://pf.39.net/bdfyy/tslf/211213/10066773.html

前言

长江下游的文化特质，包括制陶、稻作、织物(含竹编)、漆木器、储粮、丝麻、玉石器、建筑、水上交通、礼仪等社会制度、艺术与宗教信仰观念等，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断出现、兴盛、消失，或产生替代，而逐渐积淀成为文化基因并得到广泛传播。

(一)农业基础的发展

发达的稻作农业是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赣东北吊桶环遗址植硅体研究发现，早在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G层开始(约年前)，野生稻采集已成为食物的一部分，而E层(约年前)野生稻与栽培稻便可能共存，到C层(约年前)栽培稻基本取代了野生稻;仙人洞东区A层与吊桶环D层时代相近，也发现了较多的栽培稻植硅体。可以推测一万年前赣东北已经出现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的现象，人群已有意识地利用稻谷作为食物补充。截至目前，最早的、明确的稻作证据发现于上山文化，不仅有镰形石器和石刀等收割工具、石磨盘和磨石等加工工具，在上山遗址早期的陶片、红烧土残块中还都发现了大量炭化稻壳，浮选发现了炭化稻米，部分小穗轴中辨识出栽培稻特征，植硅体分析还有27%被判断为驯化稻，这些距今接近一万年的栽培稻实物可能为旱稻或热带粳稻，是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在义乌桥头等其他遗址也发现了丰富的炭化稻米，表明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继上山文化后，稻作农业开始向平原区推广。

八千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米、水稻小穗轴，陶支脚胎土中夹杂的大量稻谷壳碎片印痕，都证实了稻作农业的存在。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均呈现以耜耕为特征的农业，河姆渡文化还发现大量很有特色的农耕骨耜，大面积的稻谷和稻草堆积，其数当以万斤计算，也可证实稻作农业发达的景象。到良渚文化时期，良渚古城的池中寺粮仓推算总量已达20万公斤。稻田的开辟和使用，对于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东地区距今多年的余姚施岙遗址，便已出现了带有2米多宽田埂的河姆渡文化稻田;崧泽时期已有田埂、河道、灌排水口组成的稻田系统;良渚时期更出现了最大面积约平方米、一般平方米左右的大稻田及纵横交错呈“井”字形结构的田埂，已确认的古稻田面积达8万平方米，钻探估算总面积可达90万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史前稻田。

与施岙早期稻田大致同时的马家浜文化也出现了稻田和简易的储水、灌溉系统，但多为面积为0.8—16平方米的小块农田，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昆山绰墩和姜里遗址均有发现，马家浜遗址也发现了约1.5万平方米(约22亩)的稻田。良渚文化晚期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稻田更已广泛存在，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在聚落旁发现了面积约80亩的大面积稻田，包括水渠等灌溉系统、宽达3米左右的田埂，亩产可达公斤;④上海广富林遗址也发现广富林文化水稻田。伴随着农田的出现和推广，农具也有较快发展。崧泽时期太湖流域已出现了犁耕，在长兴江家山、湖州毘山等地都发现了复合型石犁。良渚文化时期“耘田器”、石镰和石刀等成套的农具均已广泛使用，在平湖庄桥坟还发现一件通长达厘米、残存木质犁底的复合式石犁。⑧水稻、稻田、农具，成为长江下游的文化特质而不断传承、稳定，并不断扩展到黄河下游和东北亚、东南亚地区，长久地影响到当今。

(二)制陶产业的进步

吊桶环、仙人洞西区的少量最早期陶釜，是掺杂大粒石英的条纹陶，泥条圈筑法成坯，因用齿形器刮抹而形成条纹，此后出现了绳纹陶。上山文化的陶器制作虽然仍较简单，但已有一定的规范;龙游荷花山遗址陶片上还出现刻划符号;特别是上山遗址发现的少量红衣红彩陶器、桥头遗址丰富的红衣白彩陶器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与黄河流域彩陶有明显区别，证实中国彩陶的出现经历了东南与中西部二元起源的过程。随后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中也多有彩陶发现。跨湖桥文化的黑陶、河姆渡文化的夹炭黑陶、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外红里黑陶，都是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特征，反映了当时人群通过掺和料、渗炭来改变色彩的制陶工艺已有较大的发展，也是视觉对色彩改变的新需求。崧泽时期的陶器，以灰陶或灰胎渗炭外表黑衣展现了全新的色彩面貌，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征;从红陶发展到灰陶和黑陶，标志着窑炉技术的改进，也反映出人群对色彩的偏好变化;鼎彻底取代釜作为炊器，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崧泽文化晚期，快轮制造技术已出现，是产品规模化生产的重要技术改进;鼎、豆、壶、杯、盘、罐等成为主要陶器组合，种类的多样性反映了食物种类、饮食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三角夹圆形镂孔的组合装饰风格，不仅成为崧泽时期的典型特征，更反映出长江下游与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庙底沟彩陶纹样之间有了特殊的联系;陶龟、鹰首壶、兽首壶、塔型壶以及其他奇异的造型等，既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在精神领域更加丰富的结果。在陶器上显现的十分明显的“崧泽化”过程，使整个长江下游的文化面貌更加统一。良渚文化是以快轮制造的黑陶而著称，圈足器特别发达是其特点，器物表面多打磨光滑，部分陶器还具有光泽，体现出高技术含量的创新成果;器物生产进一步专业化，标准化突出，达到了同时期陶器制造的最高水平。由于社会的发展，一些特殊陶器上出现了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朱绘、戳印或刻划，功能明确的日用器物和非实用礼器，分化已十分显著。长江下游一万多年陶器的发展历程，与其他地区一道为中国制陶产业和后世瓷业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玉石产业的兴盛

长江下游是中国玉、石器发展的核心地域之一。虽然在吊桶环D层已出现个别磨制石器，但因为时代局限，直到距今年前各地石器的种类简单，与全国其他区域并无太大差别。到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石器制造技术开始改变，斧、钺产品及大钻孔技术引导了全域此后石器制造的趋向。玉器制造可能始于跨湖桥文化，但仅有个别简单的小璜，句容丁沙地遗址也出现极个别玉器，到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时期，开始出现包括透闪石、阳起石和其他材质多样的条形璜、玦等玉器，数量虽然很少，但体量有所增大，地理分布扩展到整个宁镇、宜溧山地和太湖流域。此后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继承了马家浜晚期技术，并有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当时长江下游玉石器制造最发达的区域。石器仍以斧、钺、锛、凿为主要器类，玉器则创新了多种玉璜，利用边脚料制作各种小饰件，并发明了隧孔、对钻斜孔及暗槽拼接工艺。钱塘江中游的桐庐方家洲遗址出现了以玦为主要产品的大型玉石器加工场所，展示了自崧泽早期开始玉石器手工业从选料、储存、加工、废弃等一条完整的操作链条。

凌家滩文化中晚期则全面承袭了北阴阳营文化玉石器制造工艺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创新了齿纹璜、出廓璜、小璧等各种新器型和十分特殊的玉人、龙、鹰、龟等各种动物形象，以及刻纹玉版、刻叶脉纹三角玉片等内涵特殊的器物;制作工艺方面也达到了极致，线切割使用纯熟，片切割使用渐趋广泛，大片开料不再成为难题，发明的线锼技术使玉器的透雕艺术得以实现，因而成为当时整个长江下游最重要的玉石器制造中心，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最突出的代表。与凌家滩大体同时的崧泽文化，玉器制造并不发达，器物形态主要是钺、小饰件，但石器制造更偏向于实用性的木作工具、农具，体现了务实作风。良渚文化玉石器制造受到凌家滩文化影响，并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线锼技术在早中期有明显进步，但或因过于复杂和所制器物的功能需求不足，在中期出现了退化。玉璜在早期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中期便失去了其功能需求而不再被重视。玉钺则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内涵也逐步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最终成为王权的化身。

良渚文化还因礼仪需要，创新制造出其他众多玉器，大都作为重要人物的穿戴礼仪用品或相关物品的配饰。而最重要的是，自早期创新而成的玉琮及刻划的“神人兽面纹”，更具有神秘性;从凌家滩小型玉璧发展出的较大玉璧，也成为最重要的玉器。琮、璧都已摆脱了普通饰品的属性，成为具有宗教、政治含义的特殊用品。石器制造除钺之外，也继承了崧泽文化的务实之风，生产了大量的木作工具和农具。与良渚文化同时，薛家岗文化晚期虽然也承袭了凌家滩玉石器制造技术，但玉器制造并无特别之处，器型简单，在玉璜上发展的线锼工艺和独特的L形纹样，成为薛家岗文化玉器的特征。石器制造发展迅速，除石钺、锛、凿为主的常态产品外，一端宽、一端窄的斜梯形多孔石刀还影响到太湖流域，其钻孔定位技术可达到仅1毫米左右的误差，体现出高超技术水准。但与良渚不同的是，这里的农具制造并不多见，而是仍以木作工具为主。良渚、薛家岗文化之后的张四墩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诸文化，石器制造不再辉煌，整个长江下游的石器出现了小型化趋向，玉器制造则出现断崖式下滑。

大略从凌家滩中晚期文化开始，对玉料材质的使用逐渐规范，闪石类玉材成为最重要选择，但良渚晚期或因原料匮乏，蛇纹石等也开始更多地得到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动物形玉制品如鸟、龟(蛙)、龙、鱼、蝉等，分布范围大多数限于长江下游的东半部，是始于马家浜文化末期、流行于崧泽至良渚早期的器物，其中龙形玉器在凌家滩之后，以崧泽末期到良渚早期的太湖流域出现较多，曾流行一时，但体量已缩小到1厘米左右，形制也简化;鸟形玉器同样如此，到良渚文化中期这些形态便不再流行。这些没有成为长久的文化基因传承下去，根本原因应是社会体系出现了巨变，以王权、军权主导的新社会可能部分取代了神权的发展，并影响到信仰体系。经过马家浜文化的起步，北阴阳营文化的发展，凌家滩文化的创新，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晚期的继承和转型，长江下游最终成为当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石器和玉器制作工业区，并在制作技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①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引领了玉石器制造的方向，也成就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辉煌的一段历史。钺的功能和象征意义不断转化，成为早期中国军权、王权的象征，玉琮、璧、璜等诸多器型一直到商周时期还是作为重要的宗教或礼仪饰品，玉文化特质的凝结，深深地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四)其他产业的发展

除稻作农业外，采集、捕渔、狩猎也是长江下游各时期均较为普遍的生业经济行为。河姆渡、田螺山等诸多遗址都有采集的成堆野生橡子、菱角和芡实等。太湖流域和钱塘江两岸多水域环境，为渔猎经济提供了便利，井头山人群更因近海而食用蚶、螺、牡蛎、蛏、蛤、蚝等大量海产品。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均发现有大量人类食弃的水生动物遗骨。老虎、野猪等作为攻击性较强的动物，捕捉并不容易，或许这也成为受到崇拜的原因，如凌家滩文化中仅见极个别虎的骨骼，反而在玉器或石雕中成为表现对象。在聚落成为稳定的定居之所后，家畜饲养也成为重要的食物补充，猪、狗是最常见的家畜，此后一直为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家畜，也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内涵。蚕丝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因素，在长江下游也较早发展起来。年湖州钱山漾发现的绢片等丝织品和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象牙盖帽形器上刻的蚕纹，证明已经有蚕丝产品。长江下游不少器具的使用，也具有东南地域特色。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漆木器也都有发现。井头山、跨湖桥、卞家山等不同时期遗址中经常出土竹制品、芦苇制品、木器，反映出这些产品是江南水网地区常见的器物种类，其中跨湖桥独木舟和井头山木桨的发现都是国内最早的实例，表明进行采集、交通的水上工具适应了江南水乡的环境需求。

结语

在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出现的杆栏式木结构建筑，以及木制楼梯，都是适应南方水乡环境创造出的居住和登高形式，也成为后世南方地区杆栏建筑和吊脚楼的渊源。